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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我為上海獻一計｜優化營商環境要在隱性問題上“動手術”
開放引領，倒逼改革和促進發展，並形成改革、開放、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，是上海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逐步摸索和形成的一條重要經驗。實踐證明，這是符合我國國情和上海特點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行動策略，從而成為上海勇當排頭兵和先行者的一個重要法寶。在新時代，改革開放再出發，上海仍然要繼續發揮開放引領的重大作用。
周振華。 作者本人供圖
今天，上海如同全國一樣，改革已進入深水區，將面臨更深層次的利益格局調整，具有更大的體制轉換摩擦。上海通過進一步開放，引入新元素和增添 “物種”多樣性，將引發不同制度安排、市場結構、企業組織方式、商業模式等之間的競爭，仍然能起到倒逼改革和促進發展的重大作用。
因為那些開放引入的先進理念、市場知識、技術與管理、商業模式等，將通過體制性競爭對深層次的制度障礙形成沖擊和潛移默化的影響。特別是當改革面臨困境難以破局，面臨瓶頸難以突破，面臨阻力難以推進時，開放所引入的沖擊將以其強大生命力和競爭力，並通過更具優越性的生動事例，打破人們思想禁錮，激發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。同時，開放引入的新要素，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種增量，也為順利推進改革提供瞭必要的物質保障，在體制轉換中能起到較好的潤滑劑作用。更值得指出的，上海對外開放已有瞭良好基礎，並達到瞭相當高的開放程度，開放引入的新元素和新能量，已形成自我增強機制以及對原有元素的重組整合機制，進一步對外開放將有更大的邊際改進效應，促進在原有系統內孕育出包括制度安排、經濟和產業、技術進步等方面的新結構、新增長點。
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節點，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發表瞭擲地有聲的講話，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，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，主動擴大進口，表明瞭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、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。
面臨我國主動對外開放，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的基本態勢，上海如何抓住這一機遇，構築對外開放新高地，開創對外開放新格局，繼續發揮開放引領的重大作用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。上海必須很好地破題，找好制高點，找準突破點，找對著力點，用實際行動交好這份答卷，當好新時代的排頭兵和先行者。在此過程中，上海既要按照國傢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，服從服務國傢戰略，緊扣國傢對外開放的節奏，又要根據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戰略目標要求，依據自身的比較優勢，從增強城市核心功能和提升城市能級角度，來選擇對外開放的制高點，尋找突破口，打造著力點。
上海在這新一輪對外開放中，重點要抓以下幾方面：
一是金融開放。國傢已表明要放寬銀行、證券、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，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等。這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極大利好。上海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場門類齊全、外資金融機構及其金融資產高度集聚的優勢，吸引更多的外資金融機構落戶上海，在上海開展各項業務。
二是新興服務貿易開放。上海的服務貿易發展在全國是領先的，但以傳統服務貿易為主。其實，上海醫療保健、教育培訓、文化創意等新興服務貿易的潛力巨大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海的潛在核心競爭力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化，上海要積極爭取在這些新興服務貿易領域率先開放，引入更多外資機構。
三是科技、數據等領域的開放。目前，全球貨物貿易增長緩慢，但技術服務、信息和數據貿易增長迅速。上海正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，也是信息和數據的主要產生地和傳播地，在這些領域有明顯的比較優勢。上海要研究如何促進這些新興領域的開放，在安全、穩妥的前提下，率先實現開放。
四是進口開放。國傢今年將降低汽車進口關稅，而且是相當幅度降低，並努力增加人民群眾需求比較集中的特色優勢產品進口。上海要借助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，而且以後年年都要辦這一平臺，打造進口開放新格局，促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。
在這新一輪對外開放中，盡管上海具有不少比較優勢，但能否真正抓住機遇，關鍵在於優化營商環境。今天，我們優化營商環境，不能停留在過去招商引資的標準水平上，而要按國際最高標準和最好水平。過去招商引資主要是引入生產企業、生產線及產品加工，隻要給其提供較好的“七通一平”及基礎設施、低成本勞動力以及“兩免三減”等優惠政策就可以瞭。這些外資企業大都是“兩頭在外”，對國內市場競爭問題也不會過多關註。
現在不同瞭，新一輪對外開放將更多引入全球功能性機構和公司，引入更多“兩頭在內”的外資企業，國內市場競爭問題成為關註的焦點。這既要求準入前國民待遇，實行負面清單、新的商事制度（備案制、註冊資本認繳制、先照後證等）以及準入與退出的自由、便利等，又要求準入後國民待遇，實行競爭中立、增強市場透明度以及有效的事中、事後監管保證市場有序等。
上海開辦企業“一窗通”服務平臺，縮短開辦企業所費時間，固然是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環節，但更關鍵的是，開辦的新企業進入市場能否在公平競爭條件下獲得商機和發展機會，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合理預期，在市場競爭中能否保證自身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。如果企業在市場準入中存在“玻璃門”、“彈簧門”等隱形準入障礙，處於不公平競爭條件之下，就難以獲得發展機會。如果企業在政策多變、政策特惠等導致市場不透明的情況下開展業務，怎麼會有合理預期及行為長期化呢？如果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頻頻遭受侵權、違約而得不到有效保護或需要支付更多交易成本，又怎麼會得到健康發展呢？
這些問題很多是隱性的，甚至“擺不上臺面”，難以用指標來衡量，但確是企業深切感受到的。這些問題涉及面很廣，不僅僅是那些直接面向市場的政府部門改進效率問題，往往有“肥水不外流”的地方保護主義和體制內保護主義、政府資金過度引導以及國資國企改革不到位等深層原因。上海優化營商環境，要在這些“深層次”上開刀、動手術，真正提升環境軟實力，迎接和擁抱新一輪對外開放。
同時，上海要根據國傢新的對外開放戰略和部署，積極主動研究相關領域對外開放的基本思路及操作方案。上海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，根據中央精神，地方積極行動，拿出具體實施方案，獲得中央準許，才能爭取到先行先試的機會。今天，也同樣如此。如果上海拿不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，就會喪失機遇。這些對外開放實施方案的研究，不能閉門造車，要在大調研的基礎上，發動各方參與，特別是企業參與，使提交的方案更接地氣。
（作者為上海經濟學會會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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